规划实施与公共治理论坛观点综述

俞滨洋

9月14日下午至9月15日上午，香格里拉酒店宴会厅2厅里高朋满座，俞滨洋、杨宏山、赵燕菁、叶裕民等专家与及一席青年新锐们先后登场，就“规划实施与公共治理”专题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城中村和城边村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叶裕民教授认为，目前我国许多大城市、特大城市面临着“控制规模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的矛盾，在财政资金压力下，大部分大城市正在大规模开展排斥流动人口的城中村改造，而对待城中村，切忌“围堵”和“拔除”的态度。以北京为例，无论是唐家岭、还是北坞村，改造后都经历了外来人口“就地解散、就近扩散”的外推过程，政府的投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继续循环的城中村问题，整了容，但病没治好。她指出，这种“成本高、效率低，社会矛盾加剧”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为此，她提出了将保障村民用于出租的100平米住宅切分为5个20平米的小型租赁用房的改良方案，并提议建立“系统的优化机制”。

　　二、关于土地用途管理改革和体制创新

　　随着城市空间发展增量的减少和功能升级，许多城市出现了大量的土地用途变更的需求。如何应对大量出现的土地用途变更现象，相应的规划管理机制亟待理顺。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认为，我国土地用途变更的审批管理存在“断层”。他认为，我国现行财税制度和城市土地管理制度里无法判定两个事物，一是无法甄别来到城市的人是否为公共服务交了税，二是无法甄别提出城市更新用途变更的需求是否真正合理。在存量用地功能变更问题上，规划部门陷入缺乏审批依据、无法操作的困境，这需要从财税制度上解套。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实现两个方面的同步变革。一是规划自身的变革，包括文本、图纸政策导向的表达以及设立存量转变的许可；二是规划相关的制度环境的变革，核心是城市公共服务收费模式的转变。

　　三、关于碎片化管理体制下的城市协同治理

　　目前许多协同规划、协同治理的尝试，如“三规合一”、生态控制线及城市增长边界的划定等，在制度上实现突破的难度远大于技术难度。为了实现碎片化管理体制下的协同治理，需要从体制机制建设入手，强化政策网络体系，增进政策协同，为城市管理工具在制度上松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杨宏山副教授指出，我国的城市治理趋向分权化和部门主义。他认为，构建整体政府，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构建部门的政策实施监管和评估机制，二是构建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审议平台，三是构建跨部门的领导小组、强化政策网络体系，四是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增进政策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