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城镇化慎思

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主办的“2014对话城镇化”专题论坛主题是“生态文明理念下的新型城镇化”。选择在海口召开这个话题很应景，原因是海口刚被评为了2013年度全国十佳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城市。近几年海口在城市绿化、公共空间建设、景观风貌塑造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加上先天优越的生态环境，海口市的宜居指数、幸福指数是相当高的。然而，这样的城市在我国360多座地级以上城市来看是屈指可数的。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经过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使得7.3亿人进入到城镇生活就业，近10年来每年约有1200-14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但俗话说的好，走的太快了，身体机能跟不上，势必会对身体造成一定损伤；久而久之积会累成为内伤，对整个身体的活动机理造成不可逆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外新闻媒体频频报道我国快速城镇化下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公共安全问题、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和城市健康持续发展动力问题。的确，经过了30多年的问题积累，当下各种空间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与矛盾集中爆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同红斑狼疮一夜间井喷式的出现，病情由此突然加重。虽不能说是病危，但确实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了。本届论坛也希望以“2014对话城镇化”为平台，以全体规划者身份向学界、社会和政府大声呼吁，要深刻反思，要加大研究；要关注普通大众的切身需求，如个人和家庭的健康问题，公平、优质的公共服务问题，陶冶情操的社区与人文环境建设，更加生机勃勃的自然保护等。

　　工业文明与城镇化的融合始于200多年前发端于西欧，并扩展到美日俄等国的工业化浪潮。对于人口规模和城镇密度远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来说，虽然经历了遍地污秽的工业化初创时期，但工业化对于全部自然的改造和影响必然有限。这些国家虽然改造局部地域很彻底，但丝毫不影响整体生态环境的容纳能力、自净能力和修复能力。同时欧美发达国家通过工业化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壮大，建立了一套与其相称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社会治理体系；并通过技术武装、改造了一个适合人类生产生活的人工自然环境，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居环境。经过200多年持续的“修剪、雕刻、装饰”，成为令我们向往的生态城市、花园城市、品质城市或是文化艺术之都。日本作为人口大国和资源小国，在工业革命开始后就走上了依靠国外资源的发展道路，使其高密度的城市扩张与大尺度的自然环境之间始终保持着较好的共生关系。

　　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资源稀缺的国情，使得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一开始就是与自然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关系。尤其是过去10年我国进入快速城镇化时期，城镇空间的快速拓展和人口的大规模区域转移、聚集，造成了十分明显的生态冲击和区域性环境连环污染。当前我国不能寄期望于发达国家30多年前的生产-污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路子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只能寄希望于练好内功，自我“救赎”。正因此，国家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发展的重要一极，也是针对我国独一无二的国情和举世的难题。从百度的新闻舆情发展来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两个关键词几乎似乎同时进入公众舆论，两者同时在2012年底频现体现出国家领导层的高度重视，而二者出现频度的高度一致性也充分体现了国家重大决策的高度关联性，转变发展模式势在必行！需要注意的是，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两个词汇有着相近的内涵，但生态文明更多了主观上的伦理价值观，更贴切于我国国情。

以下是对本次论坛主要报告人观点的摘录：

　　共同的价值倡议：生态文明、以人为本、美丽中国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李晓江院长以国合会（CCICED）委托的《生态文明理念下的新型城镇化模式》课题的主要成果做了主旨报告。他认为我国未来城镇化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与此同时带来的资源、环境与财政压力也将持续增大，需要正视。面对挑战和问题，应该倡导“生态文明、以人为本、美丽中国”的目标价值，并处理好人与城镇、城镇与农村、城乡与自然三者的关系。人与城镇的关系中，应将人的全面发展应放在首位，促使城市应更加宜居、更具人情味。城镇与农村的关系中，促使区域间形成共识目标，建立安全、低碳、绿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实现精细化城乡社会治理。城乡与自然关系中，坚持发展不应剥夺生物生存空间，对自然的索取也是有限度的。以此为线索梳理了城镇化进程中的九大突出问题，并提出了九点好的城镇化发展路径（议题或模式）。在最后的政策建议中，李晓江院长指出省级政府应建立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下的城镇化分区、分类发展指导意见；强调应以激励型财政机制来支持城市绿色转型发展，如出台针对中低收入居民住区（或旧社区）的建筑节能改造、社区生态化改造的优惠政策、技术标准和相关管理办法；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旧区的更新改造政策，促使旧建筑的可持续利用，同时兼顾地方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改善；鼓励公众参与、社会资本来改善社区环境、促进垃圾等资源的循环利用；鼓励电动自行车、微市政、“绿色街道”等政策。

多规融合，加强城市空间开发边界管理

张勤：基于基于多规融合、依法统筹空间管制的城市增长边界管理

好的城镇化需要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与规划管理约束，这既是国合会课题的重要建议之一，也是杭州市城市规划局张勤局长的主要观点。张勤局长重点对于如何建立多规融合的城市增长边界管理制度作了阐述。她认为应该坚持“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本规划”，首先应统筹条条与块块的关系，政府的各项政策必须在空间上整合。整合的基础就是通过多规融合，实现全域的统筹规划，这样才能管理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在此基础上，特别针对我国城镇密集地区和特大城市，应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控制开发型斑块对保护型基质的过度侵占，才能保持城乡空间健康发展。首先应在区域层面建立引导型政策区和管制型政策区；其次在一张图上明晰各部门的管理边界，既要依法确定必须保护的空间边界，也明确设立开发条件的空间边界，在此基础上设定与管制范围相符的开发建设条件和管理细则。

美丽是生产力，美丽更是竞争力的核心价值

　　这是福建省政府副秘书长詹志洁、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汤海孺在阐述建设美丽福建和美丽杭州的战略行动话题中共同的观点。詹志洁谈到《美丽福建宜居环境建设总体规划》是省域层面的一次规划探索，以宜居环境建设为平台，协调各部门规划在空间布局和资源使用方面的矛盾，强化落实生态文明理念下的城乡发展建设；在实际工作中要把握资源特征和地域特色，并在环境治理同时注重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城市安全等方面的同步改善。他同时指出通过创新省、市两级的联动实施机制，由市县两级编制年度行动计划落实工作，实现分期建设。汤海孺在阐述了基于生态环境、人居生活、功能活力、城乡品质和文化景观五个方面的战略，通过生态维育、服务均等、公交都市等十大行动，来逐步实现“和谐之美、精致之美、繁荣之美”的美丽杭州目标。正如同济大学的赵民教授认为，杭州不仅仅需要有优美的环境和城市风貌，更需要提升与国际旅游城市相配的服务质量，城市服务效率应伴随着城市形态美的提升而提高。实际上，对于已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沿海地区来说，在改善生态环境之后，更应该将宜居、美丽、魅力作为城市发展的更高目标，实际上是在塑造城市的软实力。作为美丽福建宜居建设规划项目负责人，张娟谈到在省级层面开展这项工作主要是对宜居环境建设重要意义的三方面认识：第一是宜居环境是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的主要载体；第二宜居环境建设是福建省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目标有机统一的重要抓手；第三是宜居环境是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张娟：美丽福建宜居环境建设的重点工作

警惕城镇化进程中的伪生态、反生态、泛生态现象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杜鹏飞教授谈了他对城镇化生态学的思考。首先是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支撑能力和生态环境的质量问题，因为迅速扩张的城镇和大规模的城市居民各类需求与生态环境支撑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矛盾。这就需要学习生物和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和规则，找到提升生态环境支撑能力的科学办法，而不应该以“伪生态、反生态、泛生态”的方法去做城市规划。他提出的“最优的生态城镇化路径或模式，就是尽可能多地保留自然空间及其客观演替过程，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扰动，让地于自然”的观点应是各级政府、各经济利益主体、社会中每个成员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最好方式，而应该避免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运动式治理模式。

　　生态危机重重的京津冀地区需正视现实问题，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和外部性管控

　　京津冀区域协同的难点在于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着力点也在于此。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何永通过红腹滨鹬在京津冀滨海地区的数量分布较少为切入点，谈及大规模的围海造地、围涂造田活动对于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更由于京津冀地区目前无序过度开采水资源，使得入海水量大幅减少，流域的生态系统逐步由开放型向封闭型、内陆式方向转变。而这仅仅是京津冀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个方面，由于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该地区的大气、水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峻，湿地退化、荒漠化、水土流失现象越发严重。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顶层制度设计，使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作为两市一省共同遵循的基本尊则；同时应形成三地互惠互利、协同共生的生态环境管理新模式。此外，何永也谈到需要打破行政区划，建立两级生态结构控制区和区域性生态廊道，区内根据保护目标严格约束开发建设行为，此外要在城镇密集地区建设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以绿环、绿楔、城镇战略隔离、村庄缓冲地带为主构成平原城镇的重要生态控制区。

　　区域治理不能隔靴搔痒，建立“人口-土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政策协同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高级城市规划师徐辉以在山东、江西等地方的调研和规划实践为案例，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难题，资源循环利用和生态经济发展，健康可持续的城镇化管理体制三个议题出发，分别阐述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土地-生态环境、人口-资源-社会经济、人口-土地-社会经济三对矛盾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分析问题的根源。他提出任何一个政策、技术方案的制订都应是系统的、全局的、弹性的，应充分考虑“人口-土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协同效应，这样才能避免政令不一致和政策偏颇。他建议应在空间资源管理、城镇增长边界控制、环境保护指标执行、重大建设项目选址等方面建立起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管理机制，避免空间管理错位或缺位。

徐辉：生态文明下的三大价值取向和三种城镇化模式

生态文明理念的新型城镇化更需践行，倡导九大好的城镇化发展路径

　　生态文明理念的城镇化发展不应停留在口号层面，更应该成为各经济主体、全社会成员的躬行准则。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李兵弟强调生态治理思路下的城镇化应该是“多主体担责、多部门规划、多渠道投资、多点位示范、多方面受益”。首先要理清概念，辨别真正意义的生态城镇化道路有助于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正如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杜鹏飞教授所说，要防止打着生态文明的旗号做出伪生态化、泛生态化、反生态化的事情。其次，需要正视城镇化进程中生态转型发展的重重困难，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尹强所长谈到从经济和GDP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因而不能再延续目前即由粗放的资源能源消耗，又有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局面。第三，我们需要努力去尝试，不能因此而停止改革的步伐。这也是赵民老师所说，不应将生态文明停留在目标、指标和概念上，而是针对实际问题提出可行的对策，而不是绝对的最佳对策。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融合，需要每个规划师去领悟。

　　我们认为对于处在资源紧缺、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加重、人居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国度的国民来说，应该更为谦恭地对待自然，在接受自然财富的同时更多地回馈。只有这样的心态才能够实现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正如帕特里克。格迪斯在《进化中的城市》说到：城市必须不再像墨迹、油渍那样蔓延；他们应像花儿那样呈星状开放，在金色的光芒间交替着绿叶。最后，这里以本次年会“2014对话城镇化”论坛为平台，借用国合会（CCICED）课题组中方专家组组长李晓江的建言倡导以下九大好的城镇化发展路径。分别是：

　　A.好的城镇化模式应当尊重十分有限的资源，管理好资源与能源流；

　　B.好的城镇化模式应当尊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减少对生态与环境的冲击；

　　C.好的城镇化模式需要建立区域共识，以及各层级政府管理与多途径的引导；

　　D.好的城镇化模式应该有充分的公众参与，构建良好的治理体系；

　　E.气候变化不再只是“远虑”，城市发展要主动应对日益显著的气候变化影响；

　　F.尊重文化遗产保护与市民心理关切，使其成为城市个性与品质的灵魂；

　　G.克服城市发展的盲目冲动，以存量资源的充分利用促进城市功能与品质的提升；

　　H.以满足人的移动需求为导向的交通发展，构筑集约高效、绿色低碳、多式协同的运输体系；

　　I.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平台的实现多规协同，有利于多维度促进城镇化向好的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