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楠：城市问题的解决需要大家共同来推动

存量土地问题是中央最高层提的，但是出问题其实不是在那个层面，问题在基层，很多时候感觉上下接不上。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想把上下接上，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们重视得不够，还是没有深刻地体会到第二次的改革或者第二次的革命。

增量规划很简单，就是大家想养牛，谁找了一片地，谁养的牛多喝的奶就多。大家都找空地无限量养奶牛，这个不行，要限制奶牛的总量不增加，结果就是动了谁的奶酪的问题，所以过去增量是利益分配，现在是利益调整。所以总规的习惯是，预测完了增加，增加完了分配，现在不能增加，也就没法分配了。有矛盾怎么解决？靠行政措施自上而下执行是行不通的，你看目前城中村都拆不动。

所以这次讨论要城乡治理的理念，真的是有很深的内涵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我认为现在对北京限制规模起作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央的汽车产业化导致了北京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要使一部分追求生活品质的人，或者已经功成名就的人考虑第二故乡，或者是退休以后到另外一个城市。第二是减少行政审批，李克强总理上台后想办法从某种程度上使行政审批减少，有的动了地方政府。

按照现在讨论的大环境，真的是第二次改革、第二次革命，这对北京来讲是一个契机。

现在有两个话题可以讨论，一个是减量或者是存量规划，究竟是一种政治意愿，还是一种客观现象，确实必须要转型，一种规律性的，或者种种条件的限制已经不可再持续了，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如果确实已经感觉到北京、上海，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来讲很多问题已经难以为继了，到这个地步了，它涉及到内生的问题。但如果只是政治意愿，那么就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第二个话题要讨论有没有真正的制度建设，今年有两项重大的制度变革，首先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可能会带来什么？户籍制度的改革不仅是对北京主城区的影响，还有周边地区的影响。其次是今年国家修改立法法，这个法律和我们的关系太大了，立法法说得很明确，现在他们说不够要放大，放大所有社区的权力，城市建设立法权、基础设施立法权交给这些城市去做。如果这些立法权都交给这些城市去做，国务院行政审批和地方政府的立法哪个是法律，这两个有矛盾规划跟谁走？不仅是北京，全国很多城市都面临这样的问题，特别是从立法法的改革看，从治理角度来讲是在做一件事，但是从部委层面还没有采取措施。

研究这个大的话题，存量和减量必须要转，但是带来第三个话题是准备不足、能力不足。一是我们不应该丢的技术基础，二是计划经济是自上而下的，如果真要让规划去面对那些现实的住户的时候，他租这个地用，等你谈得差不多了，这时业主才出来，把整个事推翻了。我认为这需要我们提升自己的能力，要是更加开放的，要能够把我们的成果影响到决策、影响到政策层面，如果我们把研究也上升到政策的高度，肯定会对城市的发展产生很好的影响。

所以我们自身的能力建设，尤其是从自身的资质结构来讲，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能力解决这些事情，必须是有一个大的团队、一个系统。我认为我们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应该更加开放、更加包容，应该有更多学科背景的专家和他们自身介入进来。城市问题不仅需要规划师，还需要大家共同来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