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研究当头 关注中国思维

——规划历史与理论专题会场记

9月14日，在2014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年会海口会议上，顺利举行了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承办的“规划历史与理论”专题会场。会议由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李百浩教授主持。会议特邀了三个学术报告，分别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顾问邹德慈先生的“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研究”；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董卫教授的“基于自然与文化资源的平遥历史文化名城创新研究”；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孙施文教授的“中国城乡规划学科史研究：设想与纲领”。三个特邀报告的共同点，都是基于国家或省市立项课题的研究思考，都是经过长期潜心探究、团队行为的研究报告，“关注新中国规划历史经验、关注中国文化渊源的城乡文化遗产体系、关注学科发展史”是三个报告的亮点，关注“中国问题”成为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主题。

邹德慈

一、邹德慈：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研究（1949-2009）

院士来到专题会场作报告，这本身就表明了当今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邹院士的报告从规划史研究意义、研究内容、历史分期以及城市规划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化城市规划的若干建议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2009年10月以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牵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同济大学、东南大学等参加，开展了题为“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1949-2009）”的课题研究工作。研究工作经历3年，已于2013年1月27日通过专家评议结题。目前正在出版中。

邹院士在报告中，强调“研究历史需要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要加强规划理论与“社会实践的互动，促进城市规划理论建设；研究历史是学科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认为：我国的城市规划学科已具备了很好的条件和基础。虽然新中国这60年是非常短暂的，可就这短暂的时间反而对我们现在的城市规划是非常重要的。

邹院士详细介绍了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历史分期方案的思考过程，将社会政治经济变迁与城市规划发展的关联性作为历史分期的主要依据，既强调了社会变化、政经脉络对城市规划的作用与影响，又凸显了城市规划自身演变的规律与特征，提出了“两大时期六个时段”的分期方案，两大时期为“计划经济时期（前30年）、改革开放时期（后30年）”，六个时段为“前30年的新中国城市规划的初创期（1949-1959）、城市规划发展的波动期（1958-1965）、城市规划工作的停滞期（1966-1977）；后30年的城市规划发展的恢复期（1978-1989）、城市规划制度的建构期（1990年-2007）、城市规划模式的转型期（2008年以后）”。

邹院士强调“总结城市规划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是研究历史所绕不过去的内容”。在谈到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研究总结时，提出了6点值得思考的经验教训，那就是：①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城市规划都是改善国家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城市治理的重要手段；②正确的指导思想是搞好城市规划工作的前提，城市研究、城市设计和城市管理是现代城市规划的“三个重要支柱”；③经济社会发展的诉求是城市规划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城镇化的稳步推进为城市规划事业大发展创造了条件；④人才是城市规划事业发展的根本，城市规划教育和人才队伍建设是保障城市规划事业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⑤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要适应新形势不断变革，地方的实践探索对于城市规划发展与国家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⑥城市规划的权威性建立在学科自身的科学性和为公共服务的社会属性基础上，为全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是城市规划的最高理想。

最后，邹院士对于如何深化城市规划改革，提出了8点建议：①发挥全国人大的作用，研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规划法规体系（制定国家“规划法”），为规划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②成立国家层面的综合管理机构（设立“规划、国土和环境保护部”），加强城市规划的宏观调控职能；③建立国家层面城镇化和城市规划的高层次、公益性综合研究机构，形成“四大院”的“国家思想库”智囊格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研究院）；④进一步完善“城乡规划学”的学科体系、鼓励不同高校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规划教育体系；⑤切实建立起“注册城市规划师”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追究制度、提高城市规划管理、设计水平；⑥探索建立“城市规划（设计）大师”评选制度，更好地凝聚行业精神、弘扬科学正气、促进人才发展；⑦以社区层面的规划工作为重点，积极扶持自下而上的市民规划力量；⑧研究一套为政府决策服务的城市信息智能系统，实用、简明、易于操作，主要供领导直接使用，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和城市治理能力。

董卫：基于自然与文化资源的平遥历史文化名城创新研究

“基于自然与文化资源的平遥历史文化名城创新研究”课题，研究团队由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牵头、东南大学、深圳大学等单位参加，山西省建设厅和平遥县规划局给与了很多支持，目前课题仍在研究进行中。

董教授首先介绍了课题研究背景和由来，指出“过去30年来，历史文化名城制度的建立，在名城保护方面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那么以后30年名城如何再发展呢，以及未来发展的规划理论将是什么？应该怎样发展？这是摆在今日名城规划面前亟待回答的问题”。平遥古城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过去对名城的建设以及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主要是侧重在老城，就事论事的比较多。本研究将不再拘泥于孤立的老城，试图从晋商文化和农耕文明、从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的双重角度重新审视平遥历史文化名城，建构基于自然与文化资源以及地区条件的历史文化名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树立研究区域环境与文化特点与城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自然与文化资源与不同乡村系统的关联性，分析平遥历史文化名城对提升城乡整体价值体系的导向作用，建立基于城乡聚落共同体的历史文化名城发展创新策略，提出符合惠济河流域自然与文化资源及其具体条件的城乡发展体系。

董教授在报告中指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文件的颁布成为课题研究的重要依据，“四化同步，城乡统筹，文化传承，彰显特色”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再思考，提供了新机遇，会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平遥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遗产特征，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古城，而是一个自然与人文、古城与乡村的网络体系，他们具有共同的文化渊源。

董教授介绍了平遥县的区域地形地貌的自然、历史环境特征，通过摘取不同的历史信息方法，分析了区域山水格局与城市选址及其文化特征，提出了“平遥体系”概念，目前的研究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意义，即顺应地形与水系设置的以古城为中心的市镇格局（城镇村体系）、官方作为行政编制的防御性堡寨（一城五堡二寨体系）、结合县域交通格局和晋商宗族血缘地缘而形成的票号职住关系（票号体系）。通过以古城为中心的平遥历史文化名城的形成的文化渊源研究，可以发现平遥历史文化资源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使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以及城乡格局统筹发展，有了可靠真实的历史依据，这也打破了过去往往以西方标准来思考中国的历史城市和文化遗产的思维模式，在研究观念和方法上顺应了历史的真实性。

最后，董教授还针对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提出了若干创新思考：将视线置于以古城为中心的更大区域空间上，依托并合理配置历史与文化资源，利用较好的高铁等外部交通条件和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战略，发挥以古城为核心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整体带动作用，重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孙施文

孙施文：中国城乡规划学学科史研究的设想与纲领

“中国城乡规划学学科史”是中国科协学会设立的2014-2015年学科史研究项目，研究团队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牵头，同济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等多个机构参与。虽然该项目启动仅5个多月，但研究人员已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孙教授在报告中，希望能建立这样一个平台，使更多的有兴趣的研究者参加，共同关注城乡规划学科发展，关注城乡规划学学科建设。

孙教授首先介绍了关于学科史研究的核心与主要内容是研究学科孕育、创立、发展的全过程，以及学科发展的科技和社会环境、学科的认识结构与知识结构、学术建制的发展、学科的特征与社会功能、学科演化的进程、特点与规律，也包括影响学科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主要奠基者和杰出贡献者。

孙教授在报告中指出：研究规划学科史，首先要区分城乡规划学科与城乡规划、城乡研究以及城乡规划学科史与城市史、城市建设史、城乡规划史、城市规划思想史的异同性和关联性；第二要认识到城乡规划学科的特殊性，她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第三要突出学科而非知识，城乡规划学科是一个多学科交融的学科，要重视对城市、新的认识、区域和城乡社会、经济、空间发展组织和规划手段与方法；第四城乡规划学科是一门注重实践的学科，应用性强，要区分行业、职业与学科的关系，虽然他们既相互关联，但最终必须回顾到学科的核心上；第五城乡规划或城市规划或者城市和区域规划、城镇规划，是客观存在的一门学科，具有他自己核心的内容，这正是我们学科史要研究的。我们不是研究城乡规划本身，也不是讨论城乡规划职业的问题，而是要注重支撑行业职业发展的学科知识体系本身。第六城乡规划实践是学科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需从实践的运用中提炼实际运用的知识内容和知识结构。

城乡规划学学科史，就是指城乡规划学科的形成、发展演变的机制及其规律的历史，是从历史学和规划学研究城乡规划学科演变的科学。因此作为历史研究，历史分期可谓至关重要。孙教授从整体性的视角，提出了中国城乡规划学科演变的四个时期：古代时期：指19世纪中叶洋务运动之前，其特点为“知识传统与文化渊源”；近代时期：主要指19世纪中至1949年，表现为“西方现代知识和建制的传入”；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其主要内容是“苏联模式主导时期以及我国规划学科体系的初步建设”；改革开放时期（1977年至今），呈现出“我国规划学科的全面建设与建制完善”。同时，孙教授也指出，这个历史分期方案尚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但无论如何我们更要重视改革开放以后的城乡规划学科发展，虽然在这之前也有一些初步的建设，也形成了一些基本知识框架，但仍然谈不上是一个完整的学科。

最后，孙教授介绍了中国城乡规划学学科史课题的研究组织与工作方案，设有顾问组、咨询专家组和研究编写组，计划将于2015年底完成。

规划历史与理论专题会场，除了三个特邀报告外，还有6位年轻的青年规划师和研究者做了报告发言。他们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崔琪：历史文化截取保护规划实施评估--以北京景山八片（东城区）街区为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的彭坤焘：新型城镇化应加强“城市病”的系统研究；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的谬春胜：深圳三十多年城市更新回顾及其下一阶段思考；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张小松：现代治理框架下的城乡规划编制体系和内容变革探析；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李幸：城市扩张的咸阳历史文化名称保护与思考；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陈双辰：“黄金十年”的“百家争鸣”--回顾北平规划思潮中的古城发展与保护。

自2012年昆明会议以来，已连续举办了3次规划历史与理论的专题会场，再加上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成立以来召开的一年一度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研讨会，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正在形成，研究人员不断长大，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但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的学科建设仍然任重道远，仍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期待广大规划学者同仁能够共同努力！